我的文化之旅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瑞中法协):我的文化之旅




作者:陈凌新(Chan Leng Sun, S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董事会副主席资深大律师, Essex Court Chambers Duxton 合伙人。发表于《瑞中法律评论》第一期“文化法律人”。本文由傅苑桦翻译,杨文心审校。



现在还不到收起我的律师袍的时候。一个人不必在抵达目的地时才停在一旁,回眸一看自己走过的路。在瑞中法律协会的盛情邀请下,在新加坡封城之际,我反思了过去30年来在生活和法律中获取的教育。

我在不同的职业生涯中以不同的身份工作过。让我真正感激的是,在许多国家,在不同的环境中,在各种信仰的人身上所获得的不同经历。

在马来亚大学获得了第一个法学学位之后的我在吉隆坡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我就职于Mah,Kok & Din律师事务所 ,即是现今的为Raja, Darryl & Loh 律师事务所。我加入了它的诉讼部门参与了各种国内民事诉讼案件。我们主要用英语工作,但由于马来西亚和法院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我们也必须精通马来语。初级法院的聆讯经常以马来语进行,但高等法院的资深法官都能自如地使用英语。除了在法律方面的基本的必备能力外,马来西亚律师还必须是一群能吃苦耐劳和务实的人。那是互联网和电子文件出现之前的日子,文件必须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不幸的是,这些文件并不总是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这导致聆讯中断。律师们学会了应付过程的不可预测性。我们走遍了马来西亚,适应了我们抵达的每个城镇的法官们的要求。

 我开始执业的那一年是马来西亚司法界的分水岭。在1988年,因时任首相Dr Mahathir Mohamad与司法界之间的一段紧张时期,致使马来西亚首席大法官Tun Salleh Abas被停职,并成立了一个审理委员会审理对他的指控。包括Mah, Kok &Din 律师事务所在内的五家律师楼为Tun Salleh Abas进行了无偿辩护,既不畏惧,也不偏袒。当时我还是一名实习律师,被拉去协助马来西亚律师公会[ywf2] 的中坚分子。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理事会非常独立、勇敢,坚决站在司法机构一边。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当中有许多的曲折。长话短说,首席大法官和另外两名敢于参加紧急上诉听证会以中止审理委员会诉讼的最高法院法官也被免职。他们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证明它们是对的。在2008年,首相Tun Abdullah Ahmad Badawi宣布向Tun Salleh AbasTan Sri Wan SuleimanDatuk George Seah支付特惠款项, 因他们不公正地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当年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亚太法律协会[ywf3] 、国际律师协会和透明国际组织(马来西亚)分会通过一份联合报告,就审理委员会对他们的裁决表示不认可。

我的文化之旅

(马来西亚前首相Mahathir MohamadTun Salleh Abas)

1990年里,我有幸作为郭鹤年基金学者、荣誉SHELL 学者及Pegasus剑桥学者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学硕士(LLM)。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旅行过。我的第一次飞行之旅是作为杰瑟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选手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模拟法庭决赛。当我开始上法学院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可以在剑桥学习。我是傍晚从伦敦乘巴士到剑桥的。我沿着镇上其中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巷走着,我拐过一个转角便被国王学院教堂的哥特式壮丽景象所震撼。那与智力堡垒的第一次接触给我留下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我沉浸在我作为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的时光中,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内幕人在剑桥的历史大厅里漫步。

我的文化之旅

(剑桥大学的前厅)

Pegasus剑桥奖学金安排其学者在我们毕业后在伦敦的内殿律师学院和Clifford Chance律师事务所实习几个月。我第一次体验了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的环境和英国律师的独特传统。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两个办公室如此完全不同,但又如此天衣无缝地作为一个整体工作。国际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蜂巢,活跃而生动。一个辩护律师的办公室是很安静的,每个辩护律师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单独研究和起草法律文件,除了偶尔在外面开会或和其他律师一起喝下午茶。事务律师是客户实际和商业问题的解决者,当他们需要深入的法律分析或辩护时,他们会求助于辩护律师。事务律师和辩护律师是相辅相成。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对他们都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指派于我的人士都很文雅。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Lord Robert Goff of Chieveley(已故)邀请我们这些学者进入上议院,当时他和其他上院法官正在审理一个案件。他们从审讯中抽出时间来招待我们吃午餐。

从英国归来,在剑桥的一位同学的推荐下,我最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的当一名讲师。我喜欢研究、阅读和教学。我专攻航运法、合同法和国际商业交易。当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新加坡唯一的法学院。法律界的许多领军人物都是该校的校友,最聪明的头脑都聚集在那里,作为教师和学生。在Kent Ridge的校区里建立的友谊是我美好的回忆。

尽管身处舒适的学术环境中,但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大多是理论性的,因为我并没有预先看到原则在商业中的应用。三年的学术生涯之后,我决定加入新加坡一家在海事法领域享有盛誉的精品律师事务所,即是Ang & Partners律师事务所。当时律所只有少数律师,但这也意味着每个人很重要,而且学习曲线很陡。初级律师非常努力工作,他们试图跟上三位创始合伙人的步伐。这三位创始合伙人是我至今遇到的最努力工作的律师里头中的三位律师。

2002年,联合国赔偿委员会(“UNCC”)给了我一份在日内瓦担任法律顾问的工作。我接受了工作,并从Ang & Partners律师事务所告假。设立赔偿委员会是为了处理索赔并赔偿伊拉克1990-1991年入侵和占领科威特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用于赔偿的资金来自伊拉克政府。赔偿委员会法律小组得根据赔偿委员会批准的方法核实和评估索赔。他们向委员们解说了调查结果,委员们在提交理事会的报告中作出了评估和建议,理事会接着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在联合国工作和在日内瓦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走捷径,像务实的律师一贯的做法。我们得忠于联合国的进程和程序,因为这些进程和程序经常受到审查。毋庸置疑的是,这团队的国际化程度正如你所料中。多元是一种财富,而不是障碍。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来自于他们的性格,而不是他们的国籍。瑞士就像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所知道的和那些梦想它的人所想象的那样美丽。如果你想住在日内瓦,了解法语会有一定的帮助。我勇敢地与这种语言作斗争,但我可爱的瑞士邻居经常建议我用英语来交谈,以便结束(对他们)的折磨

我与赔偿委员会的合同为期两年,在他们打算延长我的合同之际,Ang & Partners律师事务所要求我回到新加坡。因为他们正在经历变革,希望我能以股权合伙人的身份回到律师事务所。于是,我在2003年回到新加坡执业。

在新千禧年里,航运类事务的律师费随着日益趋下的航运诉讼量面临下降的压力。新加坡尤其如此。这意味着大型律师事务所要多样化他们的业务,而小型律师事务所则无法真正扩张。在人才的竞争中,航运业务为主的律师事务所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增长来吸引聪明的新律师。我有足够的有趣工作,但我并没有足够的团队支持。曾有一次的争议金额高达2亿美元,我对抗了由两家大型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领军的诉讼团队,而支持我的只有一名实习律师。

2011年,当Baker McKenzie 律师事务所第二次来找我,我答应了,然后搬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律师事务所。那环境和工作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全面的国际合作伙人,我有令人羡慕的法律和行政资源可以利用。这也意味着还有更多的责任如:业务发展、律所政策和团队建设。在那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亚太仲裁部主管。之后,我又被任命为全球仲裁部主管。这更像是一个协调的角色,而不是一个“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因为在世界各地的Baker McKenzie 办事处,有许多比我更有经验和杰出的同事。我经常与来自不同办事处、有着各种专长的许多同事进行电话和面谈。我了解了美洲、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市场的法律业务。能够与具有如此不同能力的多文化团队合作确实是一种真正的荣幸,更难忘律师们在社交活动中展现出的惊人的才能。

全球性公司的规模和分布可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也可能是一个枷锁。利益冲突是一个现实问题。决策过程也可能很复杂。

2017年,前总检察长高级律师V K Rajah先生兼上诉法院法官,决定成立Essex Court Chambers DuxtonSingapore Group Practice )(ECCD)以提供专业的辩护服务。此举颠覆了律师行业的规则。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律师都是在一种融合的专业中执业的。换言之,他们既是辩护律师,又是事务律师,正如一个合格的新加坡律师的头衔所表明的。可以被描述为事务律师的工作包括接受客户的指示、听取陈述、准备文书、归档、通信、某种程度的法律研究和咨询。辩护律师的工作,顾名思义,就是在法庭或仲裁中准备和进行辩护。这一区别在英国制度中尤为明显,在英国律师行业里,律师分为事务律师事务所(Solicitors),如:伦敦的 Baker McKenzie Clifford Chance ,和辩护律师办事处(Barrister’s Chambers),如:Inner Temple,(内殿)Middle Temple(中殿) or Lincoln’s Inn(林肯殿)。新加坡的律师事务所并没有这个分工,还得处理纠纷的所有层面,从接受指示到审讯上的辩护。

高级律师Rajah先生认为,新加坡是时候像英国那样拥有专注于辩护工作的专家了。因此,他成立ECCD以纯辩护律师的办事处的模式运作。拥有在新加坡执业的御用大律师Toby Landau先生以成员的姿态加入他的行列。同时加入的还有三名初级成员。ECCD的每一位成员的工作方式类似于伦敦的辩护律师,每一位成员都是独立的自营执业律师,他们可以就任何纠纷与任何律师事务所合作。ECCD不是合伙,成员也不是其他成员的雇主。它不是一个律师事务所,而是一个由独立成员组成的“法律业务组”。它仍然是唯一一个由新加坡合格会员成立成立的辩护律师办事处。

2018年,应他们邀请,我加入了ECCD。我又回到了一个舒适的环境中,这次我只专注于真正的法律工作。我的工作包括提供法律意见、在法庭诉讼或仲裁中任首席律师,担任仲裁员及偶尔担任调解员。客户直接或通过律师事务所向我发出指示。如果向我发出指示的律师事务所有能力处理争议,我将与该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事务律师团队合作。如果没有,或者如果客户直接找我,我将协助从众多优秀的律师事务所里组成一个律师团队。这能让我可以根据特定案例的需要定制团队。客户通常会指定ECCD一名初级成员提供协助。ECCD平台为新加坡内外的任何律师事务所提供了无限的合作机会。在开始工作的一年内,我已经与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客户和律师合作过。

我仍在旅途中,一路上吸取教训和经验。正如这场可怕的流行病向我们表明的那样,没有人能够预测生命或事业的变幻莫测。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法律职业显然是多维的。它给我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游历,给予我很多视角。这不仅仅是法律,还有人民和他们生活。为此,我无比得感激。


我的文化之旅陈凌新(Chan Leng Sun, S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董事会副主席、资深大律师, Essex Court Chambers Duxton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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